在古代，关于“截杀官员然后冒充上任”的奇闻异事，流传甚广。在著名小说集《虞初新志》中，“雷州假太守”的故事便是一则生动的例子。某年，雷州太守在上任途中被一伙强盗截杀，这伙强盗竟拿了太守的上任凭证，大模大样地冒充太守去雷州上任，其工作表现甚至比真太守还要出色。这一度让当地民众对这伙人敬服有加，直到真相大白，七名强盗被法办杀头，才让百姓惊愕地意识到，这位深受欢迎的太守竟然是一个恶名昭彰的匪帮头目。
而在爆款小说《三言二拍》中，这类“截杀官员”的情节也屡见不鲜。例如“巧会芙蓉屏”故事中，上任的县尉崔俊臣就被截杀，命悬一线之际才跳入水中捡回一命。将这类故事放在真实历史背景下，“截杀上任官员”却是一个低概率事件。
在安定繁荣的时代，官员们赴任时往往走的是官道，住的是驿馆，护卫严密。以明朝为例，陆上每隔30至40里就有驿站，水路上也有定期船只往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截杀官员”的风险极大，哪怕是穷凶极恶的贼寇也需要三思而后行。这样的情节更多出现在衰世年代，如崇祯年间。
如果说“截杀官员”是高风险行为，那么“冒充官员上任”更是难上加难。古代官员的身份凭证众多，包括告身、敕牒、鱼符、牙牌等，每一份都详细记录了官员的身份、官职、履历乃至样貌特征。在现实历史上，能成功冒充官员的人绝对是凤毛麟角。
历史上确实存在成功冒充官员的个例。北宋的李飞雄就是其中之一。他原本是个无赖，仗着有个做秦州节度使的老子胡作非为。后来，他竟学起高官做派，骑着高头大马招摇过市，沿途州县的官员们全被他的“演技”骗倒。直到走到甘肃清水县时，才被识破。
如果说李飞雄的成功是因为宋朝初立，各项制度尚未成熟，那么明朝的杨福则完成了更高难度的“表演”。明朝官员的身份核验制度已经极度成熟，“冒充”的概率极低。杨福仅仅因为听说大人物很牛，就生出了冒充的想法。他和同伙从芜湖出发，一路南下到福建延平，沿途地方官纷纷送礼请托巴结。直到遇到不信邪的镇守太监卢胜，非要查验“假汪直”的“符牌”，这场已经骗了小半个大明朝的闹剧才穿帮。
这两个例子都反映出古代朝廷的政风问题。在朝堂上人浮于事、官员们趋炎附势的背景下，即使制度再完备也容易成为空谈。因为人浮于事的政风和极度的腐败比最凶恶的盗贼更可怕。这些骗子之所以能成功，正是因为他们利用了官员们的心态漏洞。如果官员们能多一份警惕心，多问一句、多查一眼“符牌”，这样的闹剧早就已经穿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