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医疗新路径：村医的未来在哪里？
近日，笔者深入重庆、湖北的农村探访，耳闻目睹的是老一辈村医们的忧虑——他们担心自己老去，而无人接替他们的岗位。这种焦虑，仿佛一道无形的阴影，笼罩在乡村的医疗卫生事业上。其实，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未来时，我们或许应该换个角度思考——村医的身份，并非一定要固守“姓村”。
当前，乡土中国正面临一个现实难题：没有人愿意成为村医。曾经的那批“赤脚医生”逐渐老去，面临退休。全国人大代表马文芳的调查显示，乡村医生的平均年龄高达63岁，而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需求却在持续增长。未来的农村医疗，不仅需要全科医疗卫生服务，更趋向于“私人订制”的精细化服务。即便让现有的老村医们“超期服役”，他们也很难应对知识结构和管理模式的新挑战。
乡村地区人口、资源的净流出，使得村医新生代也倍感压力。尽管新医改让部分村医的收入趋于稳定，甚至有所提升，但与过去相比，大多数村医的收入仍大幅下降，甚至不如外出务工的收入。大学生村医们心怀希望，但面对低收入和有限的发展空间，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心想走。近十年来的数据显示，新从事乡村医生的年轻人数量明显减少。
这种困境并非我国独有。在发达国家，边远、偏僻的农村地区同样面临村医难留的问题。在我国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将新生代村医留在农村，特别是在服务配套欠缺的中西部乡村，显得尤为困难。解决农村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缺口，关键在于找到一种途径和机制，让医疗卫生资源和服务真正流向农村。
那么，如何寻找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未来？答案或许在于改变思路。我们不必固守村医必须“姓村”的观念。借鉴国际上的“巡回式”方法，我们可以培育支援式、派出式的村医，确保村民能享受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获得性。
农村所需要的，是优质高效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而不是无奈坚守者的苦情奉献。要想获得便捷、安全、持久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必须解决当前困扰村医的收入、待遇等问题。只有让他们的职业发展有空间，生活有奔头，才能吸引和留住人才。
重庆荣昌的“计工分”办法为村医激励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奖励村医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老村医愿意重返岗位，甚至半夜也愿意到村民家中随访。这不仅提高了村医的准入门槛，还使得拥有执业资格的村医大量增加。卫生主管部门还需加强服务质量监控，确保服务不出现空白。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用老眼光看待村医这个群体，给他们贴上“坚守”的标签。但现在，我们应该走出这样的观念误区。只有让村医回归价值轨道，顺利实现职业化转变，我们才能真正找到解决“明天谁给老乡看病”这一难题的正解。
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未来需要新的和实践。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个更加美好、高效的乡村医疗新局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每一个乡村居民都能享受到便捷、安全、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