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悲剧，茨竹村的四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喝下农药不幸身亡。这起事件再次将公众的视线聚焦到了这个本就因多起悲剧而备受关注的地区。
这四个无辜的孩子，无疑是社会中的弱者中的弱者，他们的遭遇激起了公众的深切同情和广泛关注。就在不久前，毕节同样因为一起垃圾箱内烤火致死的悲剧事件占据了新闻媒体的头条位置。如今，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让人们不禁对当地的社会状况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回溯过往，不难发现这些悲剧的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家庭看护的缺失和监护人的失职。这些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往往为了生计而选择外出打工，孩子们则留在了家中，缺乏必要的照顾和关爱。就像这次事件中的四兄妹，他们的日常照顾几乎完全靠他们自己。
在这样的背景下，愤怒成为了舆论的主流。公众开始质疑的作用，对官员的批评声也开始增多。这样的呼吁虽然表达了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关切，但却往往缺乏具体的执行考虑。毕竟，提供社会看护的成本涉及到由谁来承担的问题。而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有责任为这些无人看护的留守儿童提供帮助。
毕节作为一个劳动力输出大市，有大量的农业人口外出务工，留守家庭以及其中的儿童构成了社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些普通的父母来说，外出打工是脱贫的快捷方式，但同时也让孩子留在了家中，构成了安全隐患。显然，这并不是因为城市父母缺乏关爱，而是因为农村父母面临的现实困境更为严峻。这其中，城市公民权的丧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如果城市工作的父母能够获得同等城市居民待遇，那么儿童便不会留守，悲剧也就没有了爆发的土壤。这是一种符合权利与责任对等的政策设想，虽然在现实中被认为太过超然，但仍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策。
实现这一政策设想面临着诸多困难，比如医疗、教育、住房、养老乃至就业等方面的歧视问题依旧存在。这种歧视表现在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排斥和限制上。一线城市的规模也被政策性地限制，严格的户口政策让很多人望而却步。落户中小城镇相对容易一些，这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留守儿童的数量。但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之策在于减少他们的数量而非强调对儿童所在地的资源倾斜。因为后一种方案可能会鼓励父母留下孩子。而实现父母所在城市的公民权才是釜底抽薪之策，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们不禁要思考，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我们的社会政策，是否应该给予这些留守儿童更多的关注和帮助？他们的生命同样宝贵，他们的未来同样充满无限可能。让我们共同为他们祈祷，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关爱和呵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