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医疗机构不得因患者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而拒绝治疗其他疾病。调查报告却显示，艾滋病感染者在综合医院进行非急症手术时遭遇的拒绝率高达百分之百。这一严峻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歧视问题和社会难题。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景军长期研究艾滋病问题，他认为打破艾滋病感染者的就医歧视是打破社会歧视的关键。现实情况却是，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因为就医难而陷入绝望。例如，《健康时报》副总编赵安平亲自走访北京市的多家综合医院，以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身份寻求治疗，但无一例外遭到拒绝。
一些感染者尝试自费购买手术器械，但仍然被医院以各种理由推诿。比如，苦草工作室记录的一个案例，一名女性感染者因妇科病到常规医院就诊，虽然购买所有手术器械，但医院仍拒绝为其手术。类似的案例在多个感染者信息支持组织发布的报告中屡见不鲜。
尽管条例明文禁止，但关于医院因职业暴露导致的医务人员感染艾滋的处罚措施却未曾明确。全国范围内，尚未有医务人员因此受到惩处。这无疑是一种令人深思的态势。在艾滋病防治的道路上，反歧视的呼声尤为响亮，而医院作为这一战线的最前沿，其态度与行为尤为关键。“在看病的过程中，医生就像是我们的家长，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会直接影响到患者的心理感受。”景军和其他工作者在寻找简洁的“破窗理论”来改变这一现状。
曾经，“阳光医生”项目如一颗璀璨的明星照亮人们的希望。该项目鼓励综合医院的医生积极参与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治疗。早在2007年，这个项目便初见端倪。到了2010年，南京地区的12家三级医院的20名医生成立了这一组织，使其规模逐渐扩大。许多医生仍选择以个人名义参与，他们往往在病人危在旦夕时才伸出援手。正如中国青年艾滋病防治协会的一位工作人员所言：“很多时候，援助都是在病人快死的时候才开始。”
景军认为，“阳光医生”计划虽然美好，但实际操作中的难度极大。寻找并依靠少数心地善良的医生以带动大多数人，这种方式在紧急情况下或许有效，但在长期看来并不具备可行性。“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无法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力量来解决。”而对于加大处罚力度的提议，景军同样持否定态度：“与食品安全领域不同，医疗行业有其特殊性。我们花费大量资源培养一个医生，不能简单以罚款来解决一切。”
那么该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呢？加强医生的教育是否可行？尽管教育可以普及知识，但真正改变行为并非易事。正如景军所言：“意识与健康行为之间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许多人虽然明白健康的重要性，但实际行动中却难以改变不良习惯。”单纯的教育和宣传可能并不足以改变医生的歧视心态。
面对这一难题，景军坦言已经陷入了“几乎绝望”的境地。他认为目前可行的解决方案是通过经济杠杆来调整。一个可能的有效措施是为医生提供补贴：只要医生愿意为艾滋病感染者进行手术，就可以获得额外的收入。“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或许能激发更多的医生参与到艾滋病患者的治疗中。”这是一个充满挑战与希望的征途，我们期待更多的突破与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