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北省的建始县和常熟市的调查揭示，存在一些人通过购买婴儿并伪造捡到弃婴的情节，以合法的方式成功落户。这种现象并非孤例，而是隐藏了复杂的动机和隐秘的链条。
澎湃新闻记者深入探访后了解到，这些家庭由于不孕不育或其他原因产生了需求，而选择购买婴儿。贩卖婴儿的原因则多涉及原生家庭无力抚养或非婚生育等现实状况。例如章兴和刘雁夫妇，因无法生育而选择购买孩子。他们通过一个老乡介绍，花费近8万元的价格“收养”了一个女娃。但由于孩子出生医学证明上的父母信息不匹配，无法落户。于是，他们选择报假警称捡到弃婴，以完成收养证明的办理。这是一种新型“洗白”孩子身份的方式，给打击儿童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章兴夫妇的行为引起了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的注意。通过接触和了解，章兴透露了他们通过报假警的方式得到领养证背后的故事，涉及到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及儿童福利机构的规定和政策的漏洞。他们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是因为建始县民政局的一位彭姓主任建议他们这样做。这位彭姓主任还帮助他们联系了当地的派出所辅警，以维持村里治安为由，帮助他们完成了报假警的程序。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成功地给孩子办理了落户手续。
这种行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议。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张善根认为，对于因无法生育或失独等原因走上非法领养之路的家庭，国家相关部门应加强政策性保障和福利，社会也不应对这类行为采取包庇或纵容的态度。
章兴夫妇的生活看似平静而普通，但他们的行为却引发了人们对收养程序和政策的思考。如何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合法的身份和温暖的家庭，是我们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他们的经历也让我们看到了在收养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困难性。
在章兴夫妇的案例中，“捡拾弃婴报案证明”与背后的故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份证明上显示，孩子是去年8月在章兴家屋后的水沟处被捡拾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刘雁家的房子依山而建，坡下是玉米田，使人难以接近，这让人不禁对捡拾地点产生疑惑。章兴坦言，报警过程更像是一种流程走过场，整个流程似乎都异常顺利。
当我们进一步这个问题时，建始县民政局的彭主任表达了一个令人深思的观点。他明确表示任何违反法律或涉及买卖关系的行为都不被允许。但在面对买来的孩子无法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情况时，他却给出了报假警作为尝试的建议。他解释，民政部门在处理弃婴收养问题时，主要依据公安机关的核查结果。只要程序合法且符合收养条件，就可以办理收养手续。他还透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当地不少家庭因为孩子无法落户而选择办理收养证，“有些孩子已经养了好几年了”。
在弃婴收养及上户的过程中，公安机关的角色至关重要。他们不仅要负责核查孩子的身份和来源，还要与民政部门协作，确保收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对于这样的现象，社会也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如何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监管力度、打击非法领养行为，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合法的身份和温暖的家庭。根据章兴提供的信息和村里的“民辅警联系牌”，我们尝试联系相关民警以寻求帮助，却遭到了拒绝。这样的情况使得整个过程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更加受到关注。
伴随着“这样的原生家庭，宝宝真是太可怜了”的感叹，张芦依与上官正义的故事凸显了寻找合适收养人的急切。为了给孩子上户口，他们甚至考虑通过报假警的方式，以“捡拾弃婴”的名义来寻求合法收养。她在与我们交流时提到：“我们跟派出所都已经沟通好了。”这暗示了这种做法并非个案。这一系列不仅揭示了社会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面性，还引发了对现行收养制度及道德的深入思考。
在九月的初晨，澎湃新闻记者在常熟市的一间餐厅里偶遇了张芦依。她的眉宇间透露出疲惫，谈及收养经历时，她的眉头紧锁，仿佛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
这位32岁的女性，和丈夫都是会计行业的精英。他们的婚姻始于相亲介绍，于2014年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尽管婚后的生活本应是一段甜蜜的旅程，但在长辈眼中，没有孩子的家庭始终是一个遗憾。每年的家庭聚会，亲戚们都会提及这个敏感的话题，给张芦依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她曾尝试通过试管婴儿的方式拥有自己的孩子，但高风险让她望而却步。福利院登记领养也曾是她的一条选择路径，但身边人的劝阻让她心生疑虑。即使找到了合适的领养对象，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落空。张芦依的经历充满了无奈和失望。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芦依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位未婚先孕的高中生。双方初步达成了领养协议，然而当张芦依夫妇赶到医院时，对方却突然变卦。这种经历让张芦依深感现实的残酷，她意识到在这个需求远大于供应的市场中，孩子成为了商品，而价格成为了决定因素。
今年六月，张芦依的姑妈再次提醒她要尽快行动。八月初的一次喜宴上，她终于得到了关于孩子的消息。孩子的亲生父母是外来打工人员，已经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又生了两个女儿。张芦依决定领养他们的第二个女儿。面对这个急需帮助的孩子，张芦依决心给她一个更好的生活。
领养过程并不顺利。孩子的亲生家庭环境恶劣，让张芦依更加坚定领养的决心。她来到张家港的一个工厂宿舍，眼前的场景令她震惊。孩子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生活条件简陋。尽管孩子的亲生父母并不富裕，但他们似乎并不关心这个孩子的未来。这更加坚定了张芦依领养的决心。
经过艰难的谈判和妥协，张芦依最终成功抱走了孩子。她知道这给孩子带来了更好的生活机会和希望。为了避免留下买卖孩子的证据，双方并未签署任何协议就匆匆结束了领养过程。幸运的是，孩子得到了一个温暖的家，她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给孩子寻找一个温暖家庭的我们也必须正视另一种现象：一些人通过报假警、以“捡拾弃婴”的方式规避法律风险，非法。上官正义向澎湃新闻透露了这种隐蔽的犯罪手段正在滋生的问题。这不仅暴露了儿童收养在制度建设、政策环境方面的不足，更揭示了实际操作中的程序漏洞。
如何有效打击此类犯罪行为？必须强化监督基层公安派出所、民政部门及儿童福利机构这三方职能部门的实质审查规范。全国统一编码的“捡拾弃婴报案证明”制度可为此提供有力支持。形成多人陪审团制度也是一个创新建议，通过民间人士和普通民众的共同参与，打破权力过于集中的局面，使孩子的收养更具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从而破坏买卖关系。
专家张永将则认为，应更多地关注对买方的处罚力度。尽管现行立法对某些方面有所规定，但报假警案件与收买被儿童罪挂钩的细节仍需明确。他也强调，调整和完善现行收养制度同样至关重要。我们需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加强宣传教育力度、完善法律法规、强化监督执行等全方位的努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并保障每一个孩子的权益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珍视。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我国弃婴数量有所减少，但收养需求依然稳定存在。为了进一步提高领养成功率，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扩大收养人的范围、简化领养手续、降低收养门槛都是值得考虑的方向。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更多有需要的家庭实现领养愿望。
江西省犯罪学研究会会长李云龙教授指出，当前虚假报警的问题仍然严峻。他认为，应该加大对买方的处罚力度，让报假警的潜在买方面对更大的法律威慑。通过强化法律对这类行为的制约，我们可以有效减少冒险行为的发生。
我们也看到了某些家庭对于孩子的渴望与无奈。如章兴和张芦依这样的家庭，因无法生育或失去独生子女而走上非法领养之路。国家相关部门应积极回应这些家庭的诉求，加强政策性保障和福利。国家医疗保障局针对不孕不育症辅助治疗纳入国家医保的建议作出的积极回应，充分表明了国家对人口问题的重视。
我们也不能忽视“良性违法”的观念所带来的隐患。张善根教授认为，保护儿童的关键在于压实父母的监护责任和法定义务。对于任何可能的违法犯罪行为，我们都不能纵容。
打击虚假报警与非法收养现象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涉及到立法、制度、监督、家庭需求满足、教育等多个方面。国家医疗保障局正积极行动，协同多方力量深化政策研究，旨在提升不孕不育患者的医疗保障水平。
张善根教授认为，只有构建起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和良好的公共政策环境，才能真正有效地遏制儿童买卖这一社会问题。对于不孕不育患者而言，他们面临的不仅是身体健康问题，还有心理和社会压力。提升这一群体的保障水平，不仅是对个体健康的关注，更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
在此背景下，国家医疗保障局的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他们不仅致力于完善相关政策，还积极推动多方参与，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和谐的社会医疗环境。这样的环境将为不孕不育患者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也将增强社会的整体正能量，从而有效遏制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我们期待，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和社会进步，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得到充分的关注和保障。面对困境，我们应该携手共进，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而努力。让我们跟随国家医疗保障局的步伐，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