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理论，是中国近代翻译领域里极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这一理论首次亮相于1898年，在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译例言》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其核心理念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关于“信”。这一标准强调翻译应当忠实于的内容，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添加、不省略、不歪曲任何信息，确保的精神、风格和思想得以完整传递。严复认为，追求“信”已经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这是翻译工作的首要任务。
关于“达”。这一标准注重译文的可读性和流畅性，要求译文必须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使读者能够轻松理解。严复曾指出，如果译文无法被读者理解，那么即使翻译得再精准也是徒劳无功。
关于“雅”。这一标准主张使用典雅的文风，强调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承。严复特别强调的是，“雅”并非仅仅追求辞藻的华丽，而是通过运用古老的汉语表达方式和句法结构，实现“达易”的效果。
这一理论深受中国传统文章学的影响，同时也可能吸收了英国泰特勒翻译三原则的精髓，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独特评价体系。后世的许多翻译理论，如傅雷的“神似说”和钱锺书的“化境论”，都可以看作是“信达雅”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尽管这一理论存在一些争议，比如有人认为严复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这只是他个人的翻译心得；也有人认为，“雅”的标准在当代翻译中可能会导致过度修饰或偏离风格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信达雅”三位一体的结构至今仍然对文学翻译和经典著作翻译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实际翻译中，许多优秀的翻译作品都体现了“信达雅”的至高境界。例如，泰戈尔的《飞鸟集》中的名句“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以及《刺客信条》中的“万物皆空，万事皆允”，这些译文的精准性、流畅性和优美性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充分展现了“信达雅”理论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