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登基之初，政务繁忙之际，一份来自监察御史年熙的奏折引起了他的高度关注。奏折的内容是关于请求豁免山西、陕西乐户的贱籍。这个事件揭开了雍正时代最大的“贱民脱籍”事件的序幕。
究竟何为“贱民”？
那些被称为乐民的“贱民”，源自明朝永乐时期。当时，建文帝的政敌被施以残酷的处置，他们的妻女则被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世代相传。这些数代人的悲惨命运，使得他们被人轻视，自甘下贱。他们渴望跳出“乐籍”，但当地不允许，于是成了社会的弱势群体。雍正看了奏报后大为震动，并称赞年熙的建议非常好。他命令礼部议行，得到王大臣与各部的一致同意。他们纷纷表示，“压良为贱，乃前朝弊政。我朝化民成俗，以礼义廉耻为先，必须革除这种有伤风化之事。”雍正不仅关注山西、陕西的“贱民”问题，还命令全国各地进行统筹检查，若有类似“贱民”，一律准许“出贱为良”。
针对京城教坊司的乐户，雍正更是出手豁免他们的户籍，命令他们改行从良。雍正还选择了精通音乐的良人，担任教坊司乐工，从事专门演奏。这一举措彻底改变了乐户的属籍，使他们能够从事其他正常行业。雍正对这件事的坚持长期性表现在，他在雍正七年将教司坊改为和声署，并亲自管理。
雍正并未止步于此。在雍正五年，他亲自提出解决安徽宁国府的“世仆”问题。一下子改变了许多世代出身的“世仆”的命运，使他们得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在他的推动下，数十万“贱民”得以过上正常百姓的日子。短短几年间，雍正解决了数百年来存在的问题。
雍正之所以紧急处理这件事，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一项“前朝弊端”，“亟宜革除”，以迎合他革新的政治理念。他的做法收获了巨大的好评，让那些曾经的“贱民”们感激涕零。雍正让他们得以彻底“翻身”，此举使他的政治声誉达到了顶峰。
尽管雍正对此项工作非常用力，但在后期出现了反弹。乾隆进一步约束和提高脱籍的难度性，引发了进一步的反弹。贱民除籍令下之后，少数贱民改业从良，摆脱了屈辱的地位，但多数贱民依然固旧。如安徽的某些贱民与绅衿的斗争一直拖到清朝末年。清朝对从良的贱民非常苛刻，如规定出籍贱民的应试资格等，都影响了贱民的真正脱离被奴役地位。雍正的一纸命令和某些努力，并没有真正拯救所有贱民。他们的最终脱离苦海也不是靠某个人的恩赐所能实现的。这是因为贱民的解放取决于社会状况，需要社会的整体进步和改革才能实现。
雍正的“贱民脱籍”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部分贱民的生活状况，但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和后续政策的调整，这一政策的实际效果受到了影响。尽管如此，雍正的努力仍然为后来的改革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