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贤王圣帝亦需勤奋学习，何况我等普通百姓乎？此道遍见经籍史书，不能一一列举，仅举近代之要，以启发尔等。
士大夫子弟，自数岁起，皆受教读书。读《礼记》《左传》者多矣，读《毛诗》《论语》者亦不少。及至加冠成婚之年，体质性情略定，当倍加教诲引导，凭天赋之聪明，磨砺其志。有志者，可因此磨练成士族之业；无志者，从此懈怠，沦为庸人。
人生在世，各有所专。农则议耕稼，商则论货财，工则精造器用，艺则思方法技艺，武士则习骑马射箭，文士则研究议论经书。然常观士大夫耻于涉足农商，羞于从事工技。射箭不能穿铠甲，握笔才记起姓名，饱食醉酒，恍惚空虚，以此度日。
有的凭家世余荫，得一官半职，便自感满足，全忘学习。遇婚丧大事，议论得失，便昏昏然张口结舌。公家或私人集会宴欢，谈古赋诗，又沉默低头。有识者旁观，真替其羞得无处容身。
何不用几年时间勤学，以免一辈子受愧辱？梁朝全盛时期，士族子弟多无学问，俗读云：“上车不落即可当著作郎，体中无货亦可做秘书官。”无人不讲究熏衣剃面，驾长檐车，踏高齿屐。看似神仙一般，然明经义求及第时，则雇人答策；出席朝宴时，则请人作文赋诗。此时亦可谓“才子佳士”。
然战乱流离后，朝廷变迁，选拔之职不再为亲属所掌，执政之权不为私党所据。求之自身一无所得，施之世事一无所用。此时真成了驽才。唯有学问才艺之人，随处可安身。
从战乱以来，所见被俘者，虽寒士懂《论语》《孝经》，仍可为师；虽高官不懂书牍，无不为耕田养马之辈。故怎能不自勉？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年亦不为小人。
有客追问曰：“我见有人凭强弓长戟讨逆安民，取得公侯爵位；有人凭文史救助时代，使国家富强，取得卿相之职。而学贯古今者却无官禄，妻儿饥寒。学习何值崇尚？”答曰：“人之命运坎坷或通达，如金玉木石。钻研学问，掌握本领，如琢磨雕刻之手艺。金玉之所以光亮好看，因金玉本为美物；木石之所以难看，因尚未经雕刻。岂能谓雕刻之木石胜过未琢之宝玉？且武士亦有为小兵者；满腹诗书亦有为小吏者。名灭者多如牛毛，出类拔萃者少如芝草。埋头读书、传扬道德文章者，劳而无益者少如日蚀；追名利、耽於享乐者,多如秋草。二者岂可相提并论？”
又闻：生而知之者，天才也；学而知之者次之。故学习使人增长知识、通达道理。唯天才者可出类拔萃。为将者暗合孙武、吴起之法；执政者同管仲、子产之素养。虽不读书亦可谓已读过。尔等既不能至此水平何不效仿古人之勤奋？如被蒙头大睡一无所知。”
世人但见乡邻亲戚中有好榜样便叫子弟仰慕学习却不知向古人学习为何如此糊涂？世人只知骑马披甲长矛强弓便说我能为将却不知要有明察天道辨识地利顺乎时势人心之能耐。故当勉励自身勤学苦练以求通达道理增长见识而非盲目追求世俗名利方为正道。在当今社会，我们不仅要懂得承上启下、积累财富，更要注重精神层面的提升。我们不仅要被看到勤奋工作、公正无私的一面，更要展现出我们敬神事鬼、移风易俗、调节阴阳、推荐贤圣的真实水平。
对于那些只懂得执行律令、早判晚赦的人，却不懂侦察、取证、审讯、推断等技巧，是无法真正平狱的。我们要明白，无论是务农、做工、经商，还是做仆人、奴隶，甚至是钓鱼、杀猪、喂牛牧羊的人们，都有显达贤明的先辈值得我们学习。读书做学问，旨在开阔心胸、明亮眼睛，以更好地实践。
对于那些缺乏孝心、不懂得奉养双亲的人，我们要引导他们体会父母的心意，顺受父母的脸色，和声下气，劳而不怨。对于不懂服侍君主的人，要让他们明白守职不越权、见危受命、忠谏利国的道理。那些一贯骄傲奢侈的人，要让他们看到古人的恭俭节约，谦卑养德，礼为教本。
世上的人往往只停留在口头上，难以做到行动上的忠孝仁义。判断诉讼、治理小县、造屋耕田等事务，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吟啸谈谑、讽咏辞赋虽能怡情养性，但若处理军国大事时毫无用处，则会被武人俗吏所讥。从小就要注重教育，不可失去学习的机会。
我七岁时诵读的《灵光殿赋》，至今仍然历历在目。然而二十岁以后，所诵读的经书，若不及时温习，则会荒废。然而人生路上坎坷多，壮年时期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仍应在晚年继续学习，不可自暴自弃。孔子曾说：“五十岁来学《易》经可以没有大过失。”曹操、袁遗老而更专心致志学习；曾参七十岁才学，公孙弘四十多岁才读《春秋》，朱云四十岁才学《易》经、《论语》，他们都成为儒学大师。这些都是早年迷糊而晚年醒悟的例子。
读书风气是否浓厚，关键在于社会是否重视知识的实用性。汉代的贤能之士，都能凭一种经术弘扬圣人之道。然而末世清谈之风盛行以来，读书人拘泥于章句，时务应用少有用处。因此士大夫的子弟都讲究多读书而不肯专守章句。在邺下的儒者中，大多数言语鄙陋、举止粗俗，却专断保守，没有真才实学。孔子说过：“好好学习，俸禄就在其中。”若只在无益之事上尽力，岂能算作正业？
我们应该从古人中学习那些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个人的品质和精神。只有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才能更好地为社会做出贡献。圣人之书，乃教化之源。只要我们能熟悉经文，略通其传注大义，便足以引导我们的言行，立身做人。何必过于纠结于某些字句的解读，如“仲尼居”三字，不必耗费大量注释去细究“居”是在闲居的内室还是在讲习经术的厅堂。这样的争论光阴似箭，一去不返，犹如流水消逝。
我们应博览群书，汲取经典之精髓，以成就功名事业。若我们能在此中取得平衡，那便无可指责。世俗的儒生，往往过于专注于经书、纬书，忽视了其他知识领域。
回忆我初到邺下时，与博陵的雀文彦交流，曾提及王粲文集中对郑玄所注《尚书》的驳难。当崔文彦试图与儒生们分享这一话题时，却遭到无端排斥。他们质疑道：“文集中仅有诗、赋、铭、诔，怎会涉及经书之论？”崔文彦含笑而退，最终未将王粲的集子展示给他们。
又如魏收在议曹时，引闲《汉书》为据，却被博士们嘲笑：“岂有用《汉书》来论证经学者？”魏收虽气愤，却无言以对。当他拿出《韦玄成传》时，博士们通宵达旦地寻找、翻阅，直至天亮才向魏收致歉：“原来韦玄成竟有如此学问！”
当我被迁送进关中时，我的大儿思鲁曾对我表示担忧：“家中无积蓄，应多努力以求供养之情。”我告诉他：“做儿子的应以养为心，做父亲的应以学为教。若让你放弃学业而追求财富，我岂能心安？”
校勘书籍并非易事，需博览群书，否则怎能妄下雌黄？有时这个本子认为对的，那个本子却认为错；有时观点相似却各有欠缺，因此我们不能偏听偏信。
《颜氏家训》中的《勉学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自其成书以来，宋代朱熹的《小学》、清代陈宏谋的《养正遗规》等都曾借鉴其内容。不仅如此，《颜氏家训》还影响了唐代以后出现的数十种家训著作。其多次重刻、流传千余年而不佚，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希望能为大家带来启发和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