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新的浪潮中，明朝似乎走到了一个巨大的拐点。黄仁宇指出，明朝在新法失败后的长期反动中，实现了全面的大跃退。与宋代相比，明朝的经济发展远逊其前。当时国家的财政收入虽然看似高达1.6亿两白银，但若回溯到明朝在1570至1580年的平均年财政收入，则只有3078万两，仅相当于宋朝的19%。更引人深思的是，农业税占据了明朝总收入的八成以上，而工商杂税只占据了一成多。这一数字揭示了明朝经济结构的落后程度。
在宋代，经济的繁荣得益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明朝朱元璋建立政权后，对商业活动采取了极为压抑的政策。他敏锐地意识到商人财富的积累可能对政权构成威胁，因此他进一步发扬了中国的抑商传统。在他的统治下，只有从事农业和纺织的生产活动才被看作是真正的劳动。他认为只有每个男人耕种土地，每个女人织布，才能确保食物和衣物的充足供应。为了遏制商业活动对农业的冲击，他实施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限制了商业活动的发展。
与宋代货币化财政收入相比，朱元璋却使税收制度倒退了几百年，恢复了效率低下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这不仅使得财政管理变得复杂低效，也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这种制度下，甚至连文具纸张、桌椅板凳的修理费用都要向村民零星征收。这种财政制度的弊端在于其缺乏远见、只顾眼前利益、不注重长远发展。黄仁宇指出，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宋代的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经济高度发达，这种不均衡的发展带动了全国的经济成长。朱元璋却崇尚平均主义，试图抑制局部地区的经济领先发展，强迫领先地区向落后地区看齐。这种政策导致了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倒退。与此宋代的货币经济高度发达，而明朝却抑制铸币业的发展，甚至有时禁止金银及铜币交易。由于缺乏货币，交易受阻，许多小商小贩失去了生计，甚至导致了人民的死亡。
在对外交往方面，宋、元两朝作为世界性帝国，从海外贸易中获得了巨大财富。明朝却实行了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这不仅限制了国人出海，还大幅度降低了外国“朝贡贸易”的数量。这种封闭的心态，使得明朝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失去了机会。与此明朝的人文精神也大大退化，朱元璋对大臣的轻视程度创下了历史之最。
明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稳定的朝代，但这三百年间却是欧洲历史上最为动荡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与西方的擦肩而过，一个大幅度后退与一个大踏步前进的对比显得尤为鲜明。黄仁宇指出，在明亡的那一年，也即公元1644年，中国错过了与西方现代文明的交汇点。这一时代的历史变迁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和思考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