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哲学的领域里，沃格林的名字日益受到学界的高度推崇。随着新年的到来，译林版《秩序与历史》第二部《城邦的世界》的出版，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这位在20世纪50年代的德裔政治哲学家，在《新政治科学》中提出了一种新颖且引人注目的观点，即“现代性的本质其实就是诺斯替主义”。
我曾提及，好莱坞电影的灵性与世界观，往往反映出清教徒传统与诺斯替主义的交融。在沃格林的眼中，整个世界同样如此。他观察到，人们对于生存总是不满足，从而产生了对自我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人们既可能将自己视为问题的制造者，也可能视为问题的承受者。这种自我认知直接影响了人们的政治观念，呈现出两种基本模式：一是认为世界原本美好，但自己拖累了这个世界；另一种则是认为世界本质拙劣，自己的灵魂超越了这个世界。在沃格林看来，宇宙对于人类来说，就像是一个装修简陋的小户型，无法完全满足我们的需求。
现代性的核心，在于我们追求构建一个与我们相匹配的世界。而清教徒的本质，则在于我们必须通过自身的救赎，才能适应这个世界。
我不打算深入剖析电影中的思想史成分，但总体上，卡梅隆的作品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发生在外太空的、带有诺斯替主义色彩的。诺斯替主义源于希腊哲学晚期的一种思想，它强调一种隐秘的、关乎救赎的智慧——“诺斯”。与可说的“逻各斯”不同，诺斯是不可言说的。诺斯替主义者相信，通过个人的努力，人是可以自我救赎的，将我们的灵魂安置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有一段对话极富诺斯替色彩。女巫狄俄提玛向苏格拉底传授哲学智慧时提到，只有极少数人拥有一种属灵的情欲，就像大多数人对于异性的情欲一样。所谓的哲学家，就是这些属灵的情种，他们对真理的奥秘充满热情，成为上帝与世人之间的精灵。
在新约教会初期，诺斯替主义曾借用基督信仰来表达这种隐秘的求道方式。尽管后来被教会的大公会议判为异端，但在思想史上它却隐忍了一千年。沃格林认为，当近代启蒙运动的世界观与清教徒世界观相抗衡时，诺斯替主义在思想史上重新崭露头角，成为人类对现代性追求的重要驱动力。
诺斯替主义并非一种完整的思想或宗教，而是思想史上的幽灵，一种灵魂的寄生物。它可以附在多种寄主身上，如希腊哲学、等。近代以来，科学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成为了诺斯替主义新的寄主。
我最近观察到，儿童教育中也存在这两种模式。以我妈妈的方式为例，当孩子不慎摔倒时，她会责怪桌子或地面，并告诉孩子不要哭。这是一种融合了理性主义的因果论和神秘主义的感应观的育儿方式。在我看来，这可以视为儿童教育中的一种巫术。按照沃格林的观点，我妈妈也可以被视为现代主义者，因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一种经过合理化的巫术。
好莱坞的科幻电影是比我妈妈更好的例子。《超人》和《星球大战》之后的美国电影，很少再单纯基于“科学幻想”，而是将科学的巫术气质作为卖座的重要前提。
原始巫术认为万物间存在一种神秘的吸引力。当牛顿提出地心引力理论时，曾被同行视为向巫术观念的妥协。但随着可观测和重复的数据得到肯定，“万物间的引力”才正式从巫术观念升级为科学理论。也就是说，巫术是尚未得到理性验证的科学，而科学是尚未被证伪的巫术。它们之间或许存在方法上的差异，但在的宇宙观下，两者共享着一个认信的框架。
简而言之，无论是巫术还是科学，它们都在不断和解释世界的运行规律。尽管方式有所不同，但它们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把握和运用这些规律来改造世界。而这种信念的背后，是对因果律的信仰：万物之间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些因果关系并合理运用它们（无论是通过神秘主义的诺斯还是理性主义的逻辑），我们就能改变世界。最重要的是这种信念的前提：在因果律之上不存在一个有真实位格、自由意志并介入万物运行的上帝。这使得无论是巫师还是科学家都相信只要他们的咒语或理论可靠操作得当连神也无法拒绝他们的要求这差不多也是大多数非基督徒科学家的信念。
